他说：程朱诸子遗书具在，曷尝舍末而言本，遗新民而专事明德？……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，其施功之序详与体而略于用耳。

它们是：乾、坤、震、巽、坎、离、艮、兑，也就是天、地、雷、风、水、火、山、泽。在这样的意义上，《周易》就不仅阐释了天地人之道，而且创建了天地人之道。

《周易》认为，所谓器具的发明并非是来源于生活自身的经验，而是依据象的启示。这种互为条件就否定了或此或彼的存在，而肯定了共在。除此之外，《周易》特别打上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烙印。二位是发展，应适度进取。《易》之为书也不可远，为道也屡迁。

不仅如此，人还能与天地同体，和万物同生。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，齐小大者存乎卦，辩吉凶者存乎辞，忧悔吝者存乎介，震无咎者存乎悔。义存于‘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之中，而‘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则无义理可说也……又如作琴谱者以勹乚艹等攒蔟成字，一望似不可解，乃一一按而求之，其音之抑扬高下随谱而传。

但必须指出的是，一旦突破易学论域，焦循在小学上的严谨态度和精深造诣立刻展现得一览无余。盖本无此字而假借者，作六书之法也，本有此字而假借者，用六书之法也……以曲文其直，以隐蕴其显，其用本至精而至神，施诸《易》辞之比例引申，尤为切要矣。沛绂为同声，以其刚掩于《困》下，则借沛为绂。赞之以《彖传》《象传》，犹恐其未明，又赞之以《系辞传》《说卦传》《文言》《序卦》《杂卦》诸传……此孔子赞《易》之功，所以广大而通神也。

体系构建取决于问题意识。简言之，凡通假之字散见于诸卦经传，即表示此若干《易》卦存在象数关联。

于是，他从汉字的三要素音、形、义出发，对《周易》经传的同辞标记重新加以界定。正是基于象辞相应的信念，焦循对三圣作《易》的发展历程作出了全新的诠释：伏羲设卦，辞自文王始系之……‘辞也者，各指其所之。通过引入训诂假借进一步说明象辞相应，从而确保其易学体系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之上，才是焦循真正目的。要么按照同一规则运行所得之结果相同或相错而互为比例，如《小过》《中孚》旁通，二五先行、三上从之得《咸》《既济》，《小畜》《豫》旁通，二五先行、三上从之亦得《咸》《既济》，即《小畜》《豫》二五先行、三上从之为《小过》《中孚》二五先行、三上从之之比例，故《小畜》卦辞与《小过》六五同言密云不雨，自我西郊。

以小学的立场观之，上述批评可谓道破实情、切中肯綮。焦循将亨字一概解作旁通卦组之初四、三上后于二五，而朱熹依其训诂学的知识，认为‘亨‘享互为假借，朱说胜于焦说，于义为长。其《〈周易〉用假借论》一文，曾对此予以详细解说： 六书有假借，本无此字，假借同声之字以充之，则不复更造此字……惟本有之字，彼此互借。此时尚无文字，六十四卦如何行动唯有亲口传授、当面指点，以致千余年后，伏羲之意几近失传。

因为在他看来，声音反映了《周易》经传字词之间的本质联系，音同音近之辞必定对应相同的象数内容。可问题在于，通假之字既能相互替换，为何不择取其一贯串全篇？对此，焦循用《易》辞实例予以说明。

即此韦编三绝一语，可悟《易》辞之参伍错综。上述观点实可归结为一，即假借说《易》纯粹是为了谋求卦爻之间的象数连接，完全不理会《周易》经传的本来文意。

假此以就彼处之辞，亦假彼以就此处之辞，如豹礿为同声，与虎连类而言，则借礿为豹。这充分证明，焦循对象辞关系的全部识见，归根结底还是在父亲同辞之问的引导下个人悟得的。总之，《周易》象辞之间存在绝对严整的对应关系。其次，检索重复《易》辞，观察其分布于哪些卦中。他深信，《周易》经传的同辞现象只能说明学者对《易》象缺乏正确的理解，绝不能因此怀疑象辞相应的根本原则。文王、周公系《易》多用假借、转注以为引申，孔子以声音训诂赞之，故为‘雅言。

首先，他对朱子主张的三圣分观表示了明确反对。并且，我们始终无法对象辞二者孰主孰从作出绝对判断。

然而，历代《易》家并未参透圣人之意，始终把目光聚焦在每一卦爻的狭小范围内，从而将本该全部打通的经传文辞切分为相互孤立的一章一句、枝枝节节：余谓历来说《易》者，亦多据一爻一卦，而不理会全书也。通常情况下，唯有当某字在整个词句中的文意无法理顺时，才会考虑其是否为通假现象。

此即焦循《易章句》沿用朱子《周易本义》经传相分次序的原因。既然如此，圣人又为何将其系于经传之中？ 这一问题对焦循苦心经营的象辞关系说造成的冲击是不言自明的。

焦循的象辞观看似荒谬绝伦，却同样不能证伪。显然，焦循关于三圣作《易》的所有讨论都是围绕象辞相应这一中心展开的，实质还是为了强化《易》辞指示卦爻行动这一论点。夫甲乙丙丁指识其法也，勹乚艹指识其音也，《易》之辞指识其卦爻之所之，以分别当位、失道也。三者皆以卦爻行动为归，绝不可孤立视之。

然文王之彖辞，即伏羲六十四卦之注，而非如学究之所为注也。虽然他承认经传辞句各具文意，但又对此毫不关心，而是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声音本身。

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亦持相似见解：训诂之指，存乎声音，字之声同声近者，经传往往假借。依此推断，焦循假借说《易》的发明未必不曾受到汉代经师的启发影响。

尽管这种独特的象辞观今天看来依然触目惊心，却不可盲目否定之。于是，焦循对三种较为主流的观点逐一进行了批判，同时申明了自己的经传观。

所之者何？即刚柔之相推者也。或者由卦爻象之间的‘所之，论证训诂学假借关系的正确性，这可以起到‘通其辞的作用。然而，他并不直接给出爻变规则，而是将相同字词系于具有象数关联的若干卦中，令学者顺循同辞标记自行参悟。李鼎祚割《序卦传》附于每卦，钱士升《周易揆》又割《杂卦传》分系。

《易》辞各自成文理，而其实各指其所之。不过，这种差异只关乎细节而无涉于本质。

泥乎辞以求之，不啻泥甲乙丙丁子丑之义，以索算数也。正是解得其参伍错综之故。

显见，上述四字互为假借，并不等于它们在《周易》经传中的位置可以任意调换。当古人仓促间记不起某字写法时，通常会用同音字或近音字暂时替代本字。